访华已结束, 美对华鹰派气急败坏回国, 美想要的排面, 中方没有给

证券股票交易平台

近日，美国代表团的访华行程已经结束，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代表团走过北京、杭州和上海，见到了中方官员、智库学者以及部分中美企业代表。美方原本期待进入中国科技产业的腹地，与头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企业面对面交流，多个会面最终没有落实。委员会副主席迈克·奎肯回国后把这段经历称为一个值得记录的“信息点”。

不过，这次中方为何保留沟通渠道，又没有给美方想要的接待规格和产业准入。这次访问显示，中美之间仍有交流需求，交流的边界却已发生变化。访问者的身份、来华目的以及会面可能产生的政策后果，正在共同决定中方愿意开放多少。

七年后重新访华，代表团的身份先划定了接待上限

这支代表团容易被误认为美国国会议员团。事实上，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是美国国会设立的立法部门咨询机构，委员由国会两党领导人任命，主要职责是研究中美经贸关系涉及的国家安全影响，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和政策建议。它能影响立法议程，却没有代表白宫谈判、签署协议或作出政策承诺的权力。

元股证券:ygzq.hk

代表团团长兰德尔·施里弗曾任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与美国涉台政策圈和安全研究机构联系紧密。奎肯长期在参议院和军事委员会任职，参与推动《芯片与科学法案》，目前还担任美国人工智能企业Anthropic国家安全与公共部门顾问委员会成员。

代表团出发前已经说明，此行不为重启关系，只为了解中国，并要用现场观察检验其既有判断。这种定位带有明显的政策调查属性。中方接待一支调查团，与接待承担谈判任务的内阁官员、国会议员或工商界代表，自然不会采用同一层级。

美方回国后的新闻稿承认，他们见到了中方官员、智库、外交人员和企业人士，讨论内容覆盖人工智能、先进技术、生物科技、经济安全和地区安全。中方没有关上交流的大门，但美方寻求的部分头部科技企业会面也没有落实，说明中方的接待范围经过了选择。

美方想获得的是一次能够接触政策部门、产业一线和技术团队的完整调研。中方提供的是有限接触和观点交换。两者之间的落差构成了奎肯抱怨的来源。中方没有给代表团排面，不是在礼仪上的刻意怠慢，主要体现为中方不承认该委员会拥有超出其正式职能的访问权。

美方想进入科技腹地，中企看到的却是现实风险

代表团把杭州列入行程，目标很容易理解。中国人工智能、云计算、机器人和数字平台企业在这里高度聚集，许多技术进展难以从公开报告中准确判断。美方希望与领先企业会面，既要了解研发速度，也想判断中国在算力、模型、应用和产业化方面的真实能力。

站在中国企业的位置，这类会面的收益十分有限，风险则相当具体。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会直接送交国会，其研究内容常被用来支持出口管制、投资审查、供应链限制、实体清单和涉台政策。企业介绍研发方向、训练方法、芯片来源、融资渠道及海外布局，都可能在回国后的报告中转换成风险评估材料。

代表团抵达前后，中美人工智能争议正在升温。Anthropic指控月之暗面、DeepSeek和MiniMax利用大量账户提取其模型能力，美国政府也在讨论针对中国人工智能模型的新限制。奎肯同时拥有委员会副主席和Anthropic顾问成员两重身份。即便会谈具有学术或调研名义，中国科技公司也很难把它当成普通行业交流。

这里存在明显的不对称。美国近年持续压缩中国企业获取先进芯片、技术投资和研究合作的空间，美国国会机构却希望中国头部企业充分开放信息。华盛顿把本国技术保护解释为国家安全，又把中企的谨慎接触描述成遭到冷落，这种预期很难获得中方配合。

企业没有义务替外国政策机构完成调研。尤其在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领域，商业秘密、个人信息、跨境信息和国家安全往往交叉存在。一次礼节性会面也可能引出技术路线、供应链和客户结构等敏感话题。

参与会面带来的商业回报并不确定，相关表述进入美国国会报告后的政策成本却可能长期存在。中方有关部门允许代表团观察中国经济和政策环境，但也没有为其打开敏感企业的内部通道。

接待规格下降，反映的是交流价值被重新评估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中方愿意通过访华项目帮助美国议员、官员和研究人员增加对华了解，希望现场经验能够减少误判。这个做法建立在更多接触有助于形成较为准确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前提上。

但近年的现实削弱了这一前提。美国许多涉华调查从安全竞争的框架出发，进入中国企业参访后获得的新材料，未必带来温和结论。技术发展快，可能被解释为美国面临更大挑战。供应链完整，可能成为推动“去风险”的依据。

企业国际化程度高，也可能被列入投资和出口审查范围。交流仍能增加事实，但事实如何进入政策结论，取决于调研机构原有的分析框架。

施里弗在访问结束后表示，代表团希望用中国现场情况检验委员会的判断，也欢迎中方反驳其年度报告。这样的说法保留了对话姿态，却没有承诺修正委员会长期使用的安全化叙事。奎肯则把无法落实会面也视作调研所得。企业见面，所谈内容会成为材料。企业不见，拒绝会面仍会成为材料。中方自然会重新衡量开放敏感访问的必要性。

因此中方采取了分层处理。政策立场可以由官员和学者说明，营商环境可以由地方及普通行业代表介绍，涉及竞争优势和安全风险的头部科技企业则保留距离。这种安排维持了基本沟通，也避免将所有领域无差别开放。

中方没有提供美方期待的高规格接待，还有一层制度原因。外交接待往往与来访者解决问题的能力相匹配。真正掌握关税、出口管制和制裁调整权限的官员来华，中方能够通过高级别磋商交换条件。委员会能够提出建议，无法当场改变政策。给它过高规格，只会抬升其政治影响，却换不来对应的政策回报。

当然，限制接触也有代价。美国强硬派可能把会面受阻写成中国缺乏透明度，进一步强化国会疑虑。长期缺少一线观察，华盛顿对中国科技实力的判断可能更依赖推演、二手资料和安全部门评估。中方需要控制风险，也要防止沟通渠道收缩后形成新的误读。

回国后的抱怨会进入报告，科技沟通将更讲条件

代表团已经明确，访华收获将写入后续研究和年度报告。一次未能如愿的企业会面，不会直接改变美国政策，却会进入国会形成政策的材料链条。

中美科技交流已经离开早期的参访模式。美国政策机构无法继续假定，只要提出访问需求，中国政府和企业就应提供便利。中方也需要认识到，完全依靠减少接触无法消除美国的安全疑虑。更可行的方式是把交流放入明确规则之中。

能够公开的产业信息，可以通过白皮书、行业协会和专业会议稳定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模型评测和风险治理，可以建立有议程、有记录、可追责的专家对话。涉及商业秘密、训练材料、源代码和供应链细节的访问请求，则应依据对等原则和企业意愿处理。这样既能避免对方把正常谨慎包装成神秘化，也能保护企业免受不必要的政策风险。

美方同样需要作出选择。华盛顿希望获得更准确的中国信息，就要为正常交流提供基本安全感。企业参加一次会谈便可能遭遇国会质询、制裁调查或媒体指控，邀请自然很难得到回应。政策机构要求开放访问，却不愿减轻单边限制，最终只会让调研对象退回公开资料。

此次访华没有出现全面中断。中方让代表团看到了城市、机构和部分企业，也让他们看到了边界。美方想要的排面和技术腹地，中方没有给。代表团回国后表示不满，说明美国对华政策圈仍习惯把进入中国视为一种应当得到满足的需求。

七年后再来，这种习惯遇到了新的现实。中美仍需交流，但接触机会要与来访目的、政策权限、互惠程度和安全成本相匹配。能够解决问题的人会获得更高层级的沟通，以调查和限制中国为主要职能的机构，很难同时要求中国头部企业毫无保留地配合。这次访华结束后留下的最大变化，就是双方都开始为每一次会面重新估价。

文 | 杨谦宇 高校区域国别学专业硕士证券股票交易平台